“构建中国乡土景观席明纳”【田野镜像】红星央宗等:生生谓易,化育万物-文学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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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乡土景观席明纳” 【田野镜像】红星央宗等:生生谓易,化育万物-文学人类学
2017年7月10日至15日,“构建中国乡土景观”席明纳[1]及专题调研在云南和顺古镇进行。此次活动由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国家重大课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首席专家彭兆荣教授召集、组织,来自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厦门等13所院校、科研机构的近40名学者参加,涉及人类学、艺术学、旅游管理学、博物馆学、区域经济学、考古学等多学科领域。。席明纳围绕“再探乡土社会,重建乡土景观”这一主题,以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为个案,就村落形态、农桑政事、生命时序、宗族宗教、民俗非遗等要点展开讨论闽清一中。此次活动对中国乡土景观的思路构拟和模型搭建做出了前瞻思考和初步尝试,以期为后续研究和应用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有益参考。最终形成了以“生命、生态、生养、生计、生产、生业”为核心的生生不息之乡土景观模型。此次活动有来自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厦门等13所院校、科研机构的近40名学者与会,涉及人类学、艺术学、旅游管理学、博物馆学、区域经济学、考古学等多学科领域。

景观重建与知识伦理
在以农耕为本的乡土中国,农业、农村、农民是社会的内核。如果说,“乡土”反映以土地为根基的环境要素和以乡人为纽带的社会要素组成的基层社会,那么“乡土景观”这一概念则根植于对中国乡土视觉形态的认知与解构,是人与环境相处的形象。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自觉进行了乡土保护;以柳田国男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村落景观史”和“民俗学”的学科视角起步,经大量实证研究,形成了以生业和信仰为根本依据、以乡土生活为叙事范畴的日本乡土景观谱系[2]。彭兆荣教授在席明纳讨论中指出,观之中国,鲧、禹治水的历史隐喻指出了中华农耕文明与西方海洋、城市文明的差异,以五服为阶序的亲疏划分在确立国家政治形态的同时,亦催生了中国早期社会格局。鉴于此,“重建乡土景观”这一活动的意义即在于立足中国之特殊性,“去倾听主人对自己家园过去、现在和将来‘景观’的生命史故事”[3]。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纪文静副教授则指出,构建乡土不仅仅是围绕乡人记忆的记录历史、挖掘历史,而更多地指向未来。我们需要找出构建乡土的要素,并建立相应价值体系和评判规范。“我们应审视现在的作为,提出解决方式,转化为活态的试给大家看。因为没有人会只看你的文字,没有看到一个现成的东西,会对他产生那么大的冲击力。只有把它转化了,当它活态化以后,让人们感知、接触到了,才能影响他的意识。所以文字、绘画呈现在书上是一种方式,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通过这个标准去制约它,去提出我们的解决方案,来创造一个示范性的案例”。对此,昆明理工大学巴胜超副教授也通过和顺的实例指出,腾越开关以来的“走夷方”传统促成了和顺“亦商亦农亦儒”社会面貌,反应了其传统生计对和顺乡土景观的决定性影响。“和顺之所以成为华侨之乡,完全是因为生存空间、环境容量的限制而‘走’出来的。今天成为华侨之乡的和顺,与聚落环境的容量限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事实上,自上世纪20、30年代以来,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逐步意识到解决中国问题之源头在于农村,并就此展开研究。但彭兆荣教授认为,梁漱溟研究之不足有二,一则未认识到中国农村以宗族为核心的组织结构,二则过于片面地将西方“理性”概念嫁接于中国社会,未意识到中国乡土的草根性。而“乡土”作为一种知识观念,其伦理逻辑和思维逻辑的统一有赖于之自身生境,有赖于其呈现物质的价值体系,有赖于其诉说主体的话语权力。“这里充满着我们乡土民众的地方知识和民间智慧”,即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言的“local knowledge and folk wisdom”。受益于费孝通、林耀华等先生的挖掘探索,中国乡土景观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起步至今,研究态势渐优。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乡土景观的原理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中西方乡土景观中可能存在相似的元素,但机理却可能完全不同,因为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乡土中国’”。
广西百色学院黄玲副教授即以“古道与线路的关系”,例证了“乡土智慧”之于和顺日常生活自我呈现和秩序维系的重要性。“第一层次,生产和生活的功能,包括和顺古镇的巷道、闾门、月台等;第二层次,生计与生产命的功能,包括村落与外界联系的景点,如中天寺、财神庙、三官殿等;第三层次雪默丁格,生业的功能,如“捷报桥”和“夷方路”等”。黄玲副教授认为,“道路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联通与交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道、出走和反哺等方面。道路体现了人们的生存智慧,应从‘道之理’的角度思考道路的生命力”。

农业政治与乡土社会
农业之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无须赘述,“乡土”一词即最鲜明地描绘了囊括经济类型、人际互动、政治格局、价值观念等多重内涵的中国社会整体形态。“从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农耕文化的国度”,彭兆荣教授在席明纳活动中谈到,“中国古代帝王第一号政治就是‘祭天’,我们中国古代的国家叫‘社稷’,‘社’即是土地,‘稷’即是粮食,我们中国的古代以土地、粮食为代表,因此可知国家社稷即是农民的问题,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问题就是农民,中华人民的传统就是农耕”。然而,在当前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发展如火如荼地推进中,农民与土地的矛盾、人与自然的失衡却愈发凸显。从土地革命到集体公社功夫旋风儿,从改革开放到市场转型,乡土遗产的日益失落发人深思病态三部曲。如果说现代市场机制的介入改变了乡土固有的稳定性,使之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流动、开放的社区,这是否说明乡土重建只是一场毫无根基的杜撰?对此,彭兆荣教授以“形势”为例指出,“形,就是格局,村落格局;势,就是地势。而势在前,形在后。因为有一个地势,所以就形成了人居在这里,人居的村落是配合形势。所以,田野的第一原则就是去了解周围的环境,就是适应自然”。在风水学中布洛肯,“形势”又有其特指,诸如“龙脉与结穴之处的势态与形状”、“千尺为势、百尺为形”等。尽管中国乡土社会的多元性使之在地势地貌、河道水文、村落布局、农耕制度等方面呈现出差异,但土地与乡人间的紧密合作关系是无法改变的,乡土的根本性是无法撼动的,“生命即是适应自然的产物”。
云南民族大学吴兴帜教授同样认为,“乡土社会中,充满着人与神灵、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秩序的问题都是通过一定的载体来呈现的。这应该是我们做乡土景观物质文化的层次之一。还有一个层面是物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其实就是物即是人,人即是物的问题”。不同于社会心理学的社会激励机制,乡土中国是人与自然、族群与村落、个体与群体的集合,“我们把人放在村落里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生命群体,生命群体对于他们拥有的周边的自然、山河、村落、树林是有情感的,周边的一切与村落是融为一体的。所以这就是物与人的统一,是地方人群共同体与村落景观的结合”。昆明理工大学巴胜超副教授则在和顺个案中将之具体为,“老天给饭吃:从一个宏观的环境和地理区位的角度来呈现,整体的和顺跟农业相关的这样一个自然状况——“‘民以食为天’:以微观的角度呈现,在这样一个“老天给饭吃”的地域空间中,和顺人是如何‘以食为天”’—— 和顺如何“‘顺和’:一种相对应用性的、思考性的研究指向”的研究思路。”
由此观之,乡土社会呈现为一套完整的地方性知识。农业作为“乡土”物的呈现,不仅涉及农具、农田、农作物、灌溉系统等单一的事物,还应是系统的生态关系、有序的生命形态。可见,农业景观与文化遗产景观的建构逻辑有一定相似性。广西师范大学冯智明教授在主题发言中表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定义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农业文化遗产本身强调的正是持续性的问题”。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农业文化景观可在在当地与传统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社会中,保持一种积极的社会作用。其持续的演变过程,在佐证自身历史发展进程的同时,亦可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这种细化的操作方法有助于厘清中国乡土社会的本质。

宗族宗教与乡土秩序
“乡土”的核心是乡人与土地,乡土社会中的物质和生命具有一体性。云南民族大学吴兴帜教授认为,乡土景观涉及的秩序问题有以下几种:一是人与自然的秩序,包括山神、水神、寨神、树神等;二是人与人的秩序,包括家屋的空间结构、村落的空间结构等;三是人与祖先的秩序,包括墓地、宗祠等;四是人与神的秩序,表现在白族的白祖庙、傣族的缅寺、汉族的土地庙等[4]。
和顺实例中,宗族宗教景观展现了地方历史的发展进程和变迁图景,维系了乡土社会中人与自然、祖先、神祗、乡邻的多重秩序。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刘旭临在主题发言中指出,
“掌握宗族演变的过程及空间结构,明晰宗族对个体、区域和更大范围的民间国际、商贸影响的具体形势,深入了解宗族对区域、个体和不同群体的影响运动机制,解析宗族存在、发展和重构的影响因素,要回答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宗族怎么回应社会的变迁以及宗族如何做出调整实现传统与现在的对接”,并通过空间、物质、文本、仪式、观念五个模块剖析了和顺宗族的基本形态。她认为,在宗族这一血缘与亲缘共同体中,族人的互动涵盖宏观的宗族之间和微观的家庭之间两个方面,包括:以家屋/宗祠/墓地风水呈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宗族祭祀呈现的人与祖先的关系,以人际互动呈现的人与乡邻的关系等。这一以和顺为中心辐射的网状结构与和顺的特殊人文生态系统有密切关系[5]。
广西师范大学冯智明教授则就和顺宗教情况提出物质、文本、仪式、观念四个分析层次,指出和顺宗教景观的三大特征:“第一,和顺较好地保存了完整的宗教景观体系;第二,宗教景观存在天然典型的儒释道合一的特点;第三,宗教跟宗族存在紧密关系。亚伦格林和顺主要是通过几大宗族的力量与宗教的力量来整合村落,一方面宗教能够通过整体村落的仪式把宗族和地方的力量整合起来,事实上它也可以弥合宗族间的矛盾,比如在物质上的历史、竞争上的一些矛盾。所以,在和顺宗教被作为一种手段,一种地方的力量”。
贵州民族大学讲师杨春燕艳同样谈到,扩建宗祠作为乡人反哺“乡土”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体现了宗族力量对乡土秩序和区域环境的建构。“因人的流动而形成的市场在和顺并未形成实质的交易,而是在国内或者海外进行交易,在此市场中积累的财富反作用于和顺的村落景观”——“反哺”精神与和顺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相互作用。对此,彭兆荣教授表示赞同,并指出中国反哺式家谱类型强调孩子对父母的反哺义务。和顺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反哺式古镇,其反哺反映在人们对宗祠的维护上。宗祠(族祠)、族谱和族产是宗族的三大要素。宗祠,作为物质实体,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以对宗祠的维护的反哺,是宗族关系得以延续的原因之一。此外,和顺的发展也得益于人们对家乡的反哺。彭兆荣教授还强调,反哺是中国的传统,是人们对家、井田、根的忠诚[6]。

物的呈现与非遗叙事
传统村落中各种活态文化遗产如生活技艺、符号等与生活相关的观念技艺是乡土景观的构成要素,应纳入乡土景观的“名录”。物质与非物质的生产、遗存都离不开人作为载体,人与物的关系叙说景观的生命史。云南民族博物馆杜韵红研究员即以“物质”为切入点,提出乡土景观在进行宏观的建筑、街道、布局等因素重建之后,村落的生活必然要提上日程。村落生活最主要的载体是日常中的物质。在方法论上,调查者需介入博物馆的方法先对村落进行普查,从整体观上对村落的物质进行把握,普查之后按次序列出村落物质的核心名录。普查中,要特别注意记录物的生产过程及其功用,物的生产过程中的工艺技术、生产流程内涵着作为叙事的特定关系的哥哈喜喜。当前博物馆的表达方式同样注重以物叙事的语境,杜韵红研究员认可云南民族大学吴兴帜教授论述的物与事、物及礼之间的表达关系,她进一步阐述到物的叙事就是要把物放到物与人的关系中来记录表达,在村落的信仰、祭祀当中物是如何尽其所用,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中物是如何尽其所能,从宏观层面上会归类到饮食文化、穿戴文化。深层次而言,我们亦可将物放在公共空间上进行审视,在大的公共空间中,比如家屋、博物馆、图书馆、月台等,人与人之间是凭借何物来交往、沟通的,反之,某些物又能主动呈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都表述着物的活化。以物叙事,把物活化花海阁,是乡土生活景观的表达方式之一[7]。
在关注微观“物质”的过程中,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张进福教授则回归到传统村落在现代旅游语境中未来如何生存,、如何存续的焦点上。他留意到现代商业进入乡土村落其实代表着一个新的社会力量介入该村落。物在这种新的力量的场域中,有些物可能是被旅游利用了,有一些又被抛弃掉了,那么哪一些元素会被旅游吸纳进来,该类型元素有可能就代表这个村落的未来存续发展的方向,但被抛弃的那一部分何去何从,这可能是值得我们进行思考的问题。旅游代表现代社会新的力量进入村落,村落的空间布局,整个村落的景观呈现都会受到这种力量的影响。在厦门,城中村曾厝垵的走向可以作为旅游中物质如何被选择的实例之一。曾厝垵发展初期,村民主动参与旅游资本运作并把自有房子出租给外地人经营旅馆并迁居城中,之后村民们发现他们不能没有信仰,于是以当地的老人协会为牵头,以宗祠为空间载体,村民们重构了历史记忆,曾经的民间信仰又重新回来了。商业资本介入后,村落中以物为载体的传统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发生变更,假以时日,村落中的物质被重新审视和选择,乡土景观中的某些元素得以存续[8]。
可见,物在空间中生存,有生命周期的属性,在人与物的关系延展中物经历着选择与被选择。“我们都生活在语境中,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个、不要那个,留这个、不留那个,选这个、不选那个,某种意义上就是语境给我们带来的。”彭兆荣教授认为,和顺在某种意义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众旅游是一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推动的遗产运动,大众旅游是全球化背景的下一种移动景观的实现。两者看上去似乎是对立的,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众旅游可能是有破坏作用,其实性质上并无区别。因此,人们应该关照的是传统村落自身对他们遗产的认识。如和顺非物质文化遗产“竹编”技艺的例子。在当时,该人家的竹编技艺首屈一指,可是在竹编不足以维持生计,但经营玉器可以回报丰厚的历史语境中他们主动选择放弃了。现在,大众旅游语境下又有了重新恢复“竹编”的诉求。如此,大语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整、复振不可忽视。

结 语
“乡土景观的构建诚然需要有对象,对象当然最重要的是物。为此,我们需要把传统的文物、死的物变成活化,即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表述即是把物活化”,其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传统的物如何通过非遗活化,如何通过与人体的结合重新焕发热度和温度;一个是大众旅游进来了,资本进来了,这些原有的物质如何被市场资本重新选择而焕发出另外一种物的生命”[9]。“物在乡土景观中始终离不开我们的视野”,乡土景观构建的核心即是物的选择与呈现。经一周理论探讨和实地调研,“构建中国乡土景观” 席明纳于7月15日圆满闭幕。本次活动就和顺个案,对中国乡土景观的思路构拟和模型搭建做出了前瞻思考和初步尝试。会议将陆续形成理论著述、中国乡村案例图册、田野影像志等成果,以期为后续研究和应用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1] seminar,特指集专题性的研讨、讲习、培训为一体的学术活动。费孝通将其译作“席明纳”——笔者注。
[2] 张颖“日本乡土景观研究的历史与方法——从柳田国男的‘鄉土研究’谈起”,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3] 彭兆荣教授于2017年7月11日在“构建中国乡土景观席明纳”开幕式上提出。
[4] 云南民族大学吴兴帜教授于2017年7月14日在“构建中国乡土景观席明纳”活动中提出。
[5] 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刘旭临于2017年7月14日在“构建中国乡土景观席明纳”活动中提出。
[6] 彭兆荣教授于2017年7月11日在“构建中国乡土景观席明纳”活动中提出。
[7] 云南民族博物馆杜韵红研究员于2017年7月14日在“构建中国乡土景观席明纳”活动中提出。
[8]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张进福教授于2017年7月13日在“构建中国乡土景观席明纳”活动中提出。
[9] 彭兆荣教授于2017年7月14日在“构建中国乡土景观席明纳”活动中提出。
(文章刊发于百色学院2018年第一期)

作者简介
红星央宗,女,藏族,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化和民族遗产。
赖景执,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
余欢,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
谭卉,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

文学人类学
组 稿 人 | 黄 玲
审稿编辑 | 杨 骊
值班编辑 | 马思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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